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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新体育作为一个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靠读大学走出农村融入城市的农家子弟，我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思维方式与处事习惯总也脱离不开固有的农民意识。我从来就不在乎别人以一种鄙视的神情说我有小农意识，相反，还为自己没有丢掉农民传统庆幸。正是由于这种农民之根的动力趋使，虽然我现在生活、工作在城市，却总是特别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关注农业。改革开放初期，被极左路线束缚了多年，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农民，靠包产到户政策，在短时期内就解决了吃饭问题，我是由衷地感到高兴；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降低，农村与城市的差距逐渐拉大，农业生产进入徘徊不前状态，所谓“三农问题”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焦点，我是真心地感到忧虑。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还有许多农民兄弟却过着艰难而沉重的日子，所有具备责任感的人都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文学创作当然也不能置之度外。因此，现实乡村为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大可能，为精彩作品的诞生创造了机遇。作家白占全的长篇小说《肥田粉》，便是对近四十年来乡村生活状态的真切展示。

　　总体上评价白占全的长篇小说《肥田粉》，我认为，他是在努力探索一种乡村现实小说创作的路子，一种能体现出他自己的独特风格的路子；而他的努力也收到了成效。他探索到的路子，是从民间文化形态入手，选择底层民众为描写对象，抓住很多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进而挖掘出不同人物的命运沉浮亚新体育。在《肥田粉》中，倾注白占全许多笔墨的主人公、“文革”中下乡女知识青年张晓鹰，在某个夜晚，遭遇村民贺狗子企图，由于她的反抗未遂后，贺狗子居然用一把肥田粉塞进张晓鹰的生殖器官中。张晓鹰羞愧难忍，失去生活信心。在本村另一个青年农民高国庆母亲的劝解下，才鼓起勇气生活下来。她带着一半感恩之心和一半喜欢心理，嫁给了高国庆。两个人努力营造理想的婚姻、家庭，共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做小买卖、开办煤矿、承包山区荒地植树造林，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然而，祸从天降，高国庆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致残，无心贪恋煤矿，回归农村回归农业，出钱建起了蔬菜种植、养殖、小杂粮加工、古民居旅游几个合作社，带领村民致富。而未遂被判刑的贺狗子，从监狱出来后，改邪归正，利用厨师的一技之长，开办饭店，办万只养鸡场，利用民间借贷也开起了煤矿，依然不忘晓鹰，纠缠被拒，开着豪车到处招摇撞骗，养起了女人，并染上了好吃赌博的恶习，高价转让了煤矿，转让款全部放了借贷，后借贷煤矿资金断链，几千万转让款也打了水漂，悄然回到村中观景台，喟然长叹，幡然悔悟，透过黑云中的闪电亮光，看到了黑云背后的另一片光亮世界，借着亮光，快速向家跑去。高贺两人创造了一场人生悲喜剧命运。小说折射出人性的善良与丑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背景及人物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核心，是淳朴农民群众的民间文化形态发挥了作用，对显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冲突的曲折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由白占全的长篇小说《肥田粉》，让我想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小说作家的创作，常常摇摆在政策宣传和艺术创作之间，而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往往成为决定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关键。“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村小说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的人生态度和精神状态。因而，五六十年代一些乡村小说作品，比如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锻炼锻炼》和剧本《十里店》，柳青的小说《创业史》，李准的小说《李双双》等等，虽然在创作背景上显现了强烈的时代印记，主题思想、内容构思和人物塑造，也都含有明白的政策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凭着对农民群众心灵世界的准确把握，凭着细节描写的出色功力，在作品中还是充分体现出民间文化形态的作用，能够让作品保持了一定的故事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相对真实地记录了特定时期农民群众的思想纷乱、心理矛盾和生存状态。而白占全的长篇小说《肥田粉》，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个时期的文艺思想束缚，彻底剔除了政策宣传意图，把民间文化形态的功用强化到了极致，延续了老一代作家真实记录农民群众思想纷乱、心理矛盾和生存状态的优良传统，使得作品的思想内涵进一步深化，艺术感染力更为突出。

　　白占全的长篇小说《肥田粉》，探索使用最琐碎最本真的民间文化形态，表现几十年乡村生活轨迹，挖掘农民群众善良心灵世界，虽然还没有做到非常到位；但是，也给我们从理论上理解这种方式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我以为，这样的探索，是在印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本质问题，也就是价值观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品亚新体育，从来都是执著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揭示与探索：一是为什么要生存，怎样生存，比如像《肥田粉》中高国庆、张晓鹰的生存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二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即人的生命意义，同样是《肥田粉》中高国庆和贺狗子的生存过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二者缺失任何一面，思想境界与小说意境都会缺失。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乡村小说如果远离底层人的基本民间文化状态，不去探究人的存在价值，作品无疑就失掉了血脉。优秀的乡村小说作家，之所以能一直充满文学活力，正是来自于创作的这一可能性。白占全的长篇小说《肥田粉》的创作过程，同样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民间文化形态的现实主义特性，虽然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但是，真实性并不等于照抄现实，不等于对生活现象作简单、机械地复制。乡村现实生活一向是混乱和复杂的，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它是现象和本质，偶然与必然，个别和普遍的统一体。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面对这样纷乱的乡村现实生活，从选择题材、构思酝酿到艺术表现，都必须经过主观思考和梳理过滤，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现实，实际上已经融合了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已经是比生活真实更概括、更完善的艺术真实，是能够代表乡村社会某些本质方面和发展趋向的真实。无视生活的外在真实和事物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单纯追求外在真实，将会导致创作上的自然主义；片面强调写本质，而离开对乡村生活现象的具体描绘，则会造成创作上的抽象化、概念化，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现实主义乡村小说文化形态创作原则的。可喜的是，白占全的长篇小说《肥田粉》创作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两种倾向，在作品中尽量避免了。不难看出，占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面对创作，完成自己的创造性表达，通过活生生的精彩故事、富有特色的鲜活语言、丰满的人物形象，打通历史和现实、小事和大事之间的关系，写出一个个故事的多重意蕴，讴歌真善美，引领风尚，滋养人心，进一步揭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农村发展走向。

　　由白占全的长篇小说《肥田粉》的创作过程，我体会到，从事乡村小说创作的作家，首先应当自觉地站到民间立场上，以知识分子觉醒的现代意识和作家敏锐的眼光审视乡村人生，理解乡村社会历史与现状，从而体现出自己的独特的价值判断；其次应当特别注重呈现乡村生活本色，即深入发掘和提炼那种体现出生活本质与生命韧性的民间精神——那种体现在最普通的人群、最本真的现实人生、最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真性情、真精神；最后还应当体现出明确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尽管小说创作的个性很突出，但是，当你写的作品问世后，就具备了社会公众性质，就应当有启迪人们思想的明确意识。此外，乡村小说创作非常需要作家认真进行文化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中封建部分的思考与解剖，以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人际关系和道德风气的变化，都应该纳入作家的视野。这样，乡村小说的经典之作，才能不断脱颖而出。白占全今后还会创作乡村题材小说，这些看法如果能够对他有一点启示，也就足够了。

　　杨占平，男，1956年12月生亚新体育，山西太谷人。文学评论家。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著有《文学创作探秘》《面对市场经济的文学》《电视剧创作、欣赏与评论》《中国文学与山西》《马烽评传》《赵树理传》《山西文坛30年作家掠影》等。

　　白占全，男，1963年生，山西柳林人。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民俗协会副秘书长、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出版《吕梁民俗》《碛口民居》《红事白事》《晋商黄河渡口文化》《中国枣文化》《中华煤炭文化》《小北京》《村官陈步亮》《贺昌传》《东征中的刘志丹》《下柳林》《肥田粉》《水磨坊》等著作19部。其首部长篇小说《下柳林》获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